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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提高党员干部道德水平的基本途径
发布时间:2013-5-7  阅读次数:714  字体大小: 【】 【】【

浅议提高党员干部道德水平的基本途径

一、培养道德认知能力。

党员干部通过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其中道德认知是一个前提,认知了道德规范,然后对它产生情感,然后用自己顽强的道德意志坚守下去,这个道德规则在任何背景下受到各种诱惑的时候都能坚守这个道德,不违反做人的基本规则,那么久而久之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真正树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质来。

比如说很多党员干部对事情的善恶是非了然于心,非常清楚;但是明知道这个事不对,但是要让他彻底的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去做正确的事情,做起来又很难。现在大量的腐败干部都存在包养情妇的问题,这就是感情问题,你说他不知道包养情妇不对吗?!这个一夫一妻生活是合法的,最道德的,他这个道理太清楚了,什么都明白,但是就是舍不下这种情。明明知道对错就是这么做下去,就是说人不是欲望的主人,他是让自己的整个情感跟着欲望转,而不是让欲望跟着他自身的道德意志转。所以说是非善恶了然于心,但是真正做到洗心革面,做一个脱胎换骨的好人却又非常难,但这恰恰是对道德意志的一种考量。所以说这个道德意志问题说着容易,但是对每一个人坚持它又很难,所以要培养。

有了一种道德认知了,对道德认知的这个规则产生了情感,能够一一的实行下去,要真正养成好的品质,还要有一个长期的道德修养的过程,这就涉及到道德修养的内容。比如说道德理性和本能情绪的斗争、新道德和旧道德之间的斗争,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怎么样进行修养?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思结合,慎独省察,通过社会实践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修养来修养去是为了什么?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境界。

北大著名教授冯友兰先生提出人生的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人合一境界。他认为最低的是自然境界,就是为了衣食住行而活着,为了吃喝住来活着,这是最低的境界,自然境界。当这些东西满足了以后,第二个境界就是功利境界,比如说成名成家,干一番事业,光宗耀祖,这个就是功利境界。第三个境界就是道德境界。做一个高尚的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是道德境界。第四个境界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这样一种境界。

二、树立道德敬畏之心。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他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一个是为我之上的星空,再一个就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紧接着这句话后边就解释为什么人类要敬仰星空?他讲实际上人类就是从一粒灰尘当中转化而来的,那么最后死了火化了再转化为一粒灰尘。从这种意义上讲,人非常渺小。我们说秦始皇伟大吧?伟大,万里长城今天还在呢。毛泽东伟大吗?伟大。但是我们想想随着这个宇宙消失的时候,地球消亡的时候,所有这些伟大又有甚么意义?所以康德从这种意义上讲人实际上非常的渺小。在宇宙当中,再伟大的事业再伟大的事情随着地球随着宇宙的毁灭,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所以他说当每一次仰望星空的时候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人类的渺小一下子就能体会出来。但另一方面康德又说,它是一个二元张力结构,一想到人类,我是一个人,我在地球上生活几十年,长一点儿一百年,一百多岁算是长了,但是人类又有他最伟大的地方。伟大在哪儿呢?就因为他内心有一种道德法则支撑着他。那么人类为什么不像动物那样弱肉强食,遵循丛林法则,一定要遵循道德的法则来做事儿呢?这就是人和狗猪不同的地方。所以康德说,想到这一点每一人的内心法则的时候,人又是所有世界万物当中最伟大的。所以他说要敬畏星空,敬畏内心的道德法则。笔者以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敬畏道德法则的体现就要体现在敬畏人生上。要相信你做了好事儿,人们总是会记住你,做了坏事,人们也会记住你。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人作孽,天谴之。相信人作孽,天谴之的道理来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真正用手中的权利为百姓做一点儿事情,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这就是敬畏道德,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要求。

三、为官德立法。

当前在评价党员干部的道德方面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重能轻德,二是私德盛行,公德退缩。为什么现在很多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出现严重的问题?整个社会上议论纷纷、众人皆知,照样被提拔?这就是典型的重能轻德。在一个单位评价一个人的好坏,不以单位工作当中的大是大非为标准,而是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来评价,这就是典型的私德盛行,公德退缩。

所以,官德的养成本质上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即制度建设的问题。教化之目的是让官员深刻理解权力的来源与行使权力的目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功夫放在官德的制度建设上,用制度和法来约束官员,符合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有效转化为他们的内心道德。

在制度建设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将“德”放在了首位。遗憾的是,仅靠党纪的约束,很难遏制官员的道德滑坡,当下更需要的,是应为官员进行“道德立法”,从法律的角度,为官德系上一个“紧箍咒”,只有从政治、法律而不仅仅从伦理的角度,去要求官员的德行,官德建设才能取得突破。

现在在西方国家,像美国有公务员伦理法,在英国有公务员《荣誉法典》,在韩国也有类似的法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国家也有必要尽快出台有中国特色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法典。这种法典就不是简单的《公务员法》或者《党政干部任用条例》当中的原则性的规定。这方面,不妨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美国1978年出台了《从政道德法》,对上至总统,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详细规定和限制。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设立联邦道德规范办公室;第二,规定了行政官员的任后操守问题——即所谓“旋转门”限制(离职后,从行政部门转到私人部门),规定对高级行政官员离职后实施一年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第三,所有总统提名的高级官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正式收入的15%,行政部门中的几千名高级官员必须申报财产;第四,设立独立检察官制度,专司调查、检控高级行政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

从政道德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预防性规定多于惩罚性规定,法律不单单规定了违法犯罪后的处罚,更多地规定了公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各种情况下何为合法,何为非法。也就是说,从政道德立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对违法者的处罚,不在于抓住多少腐败犯罪分子,而在于树规矩、明戒律,使监督对象懂得并遵守这些规矩,不去触犯戒律。

中国的国情当然与美国不完全相同,但权力可能引起的贪婪和腐败是一样的。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其立法经验,加快官德立法进程,从观念、言论、行为三个维度,约束官员道德,保证公众批评、监督官员的权力。特别是要成立类似道德规范办公室这样的机构,负责审查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因利益冲突而出现的道德腐败,以及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行政人员的财产申报及监督。惟有重建权力伦理,才能扭转日益溃败的社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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